根据起诉书的描述，2004年8月，程镇捷兄弟等人因与台湾飞将公司发生纠纷矛盾，遂利用职务之便，将上述厂企脱离台湾飞将公司控制。据称，程镇捷“敛财”主要途径还包括侵吞飞将公司国内及海外合作方钱款。检方以原告人身为台湾飞将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当，侵占公司财物，且数额巨大，提起公诉。南都记者通过起诉书统计，此案涉案金额达3000余万元人民币。

此外，法院也否定了程镇捷的员工身份，因为公诉机关并没有提供直接证据证明原告人与台湾飞将公司之间签订了劳动或者其他雇佣协议。其次，台湾飞将公司提供的任职证明、薪资表、劳工平安卡等只是台湾飞将公司单方面出具的证据，并没有得到原告人程镇捷的签名确认。退一步讲，即使原告人是台湾飞将公司的员工，也并不能证明程镇捷经手设立的上述经济实体就是台湾飞将公司投资设立，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次，公诉机关指控原告人程镇捷系台湾飞将公司的员工的证据缺乏。公诉机关提供的现有证据并不能证实四家公司系由台湾飞将公司投资设立等。对比一审判决书南都记者看到上述审理焦点与一审判决书“不约而同”

此外，答复还介绍：鉴于原告人与被害单位的负责人存在亲属关系，本案系由他之间的民事纠纷而引起的相关的民事案件亦在南海区院审理之中，且公诉机关指控原告人程镇捷犯职务侵占罪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问题，即使不能认定原告人程镇捷构成犯罪，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顺序解决并获得救济，而且通过民事诉讼顺序处置更有利于达成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综上，佛山中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原告人程镇捷犯职务侵占罪缺乏直接证据，不能认定原告人程镇捷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故，不同意南海区院对原告人程镇捷的定罪量刑意见，判决原告人程镇捷无罪，特此函复。

目前省内一些法院已经在逐渐取消案件请示制度。省内法院系统工作人士介绍，案件请示制度建立的初衷，因过去下级法院要面对地方各种力量的干预或者社会压力，不敢违心判决的情况下最好的方法便是将案件往上请示。只要得到上级法院的答复，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有了挡箭牌”

此外，案件请示制度可以弥补局部法官素质不高的缺陷。有些案件并不是受到干预，而是由于下级法院的局部法官的司法能力缺乏所致。

此外，向上级法院请示的内容是不公开的当事人往往不知道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所以有人会说，案件请示制度就相当于秘密审判，违反了公开审判原则。该位工作人员直言，有时案件请示会削弱了合议庭的功能。比如案件请示制度的存在与运行中释放出来的浓重的下级服从上级的权力意识，弱化了责任意识，其司法能力也会因此而降低。

广东省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松林解释，司法实践中，下级法院对拿不准的案件，向上级法院进行个案请示已经成为一种惯例。但这种惯例一直为学界所诟病。上级法院即使有必要也不能就具体案件做出批复，只能论述有关法律问题。立法机关对于立法条文的解释，要以规范化的条文形式呈现，不宜采用对个案批复形式，更不能对具体案件下达指示；对于司法机关的工作及具体案件的监督也应在法定顺序中依法进行。